作为一名大飞机工程师，要把自己创新的思维和做法向生产一线说明白，对得起自己做出的承诺，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慢慢树立起科研的信任感，从而形成一种“生产-创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知识是工程师攻克技术的最大底气
工程师要想把事情做好，需要从心底里有一种对技术、对理论不达到一个高度不罢休的执念，知识是工程师攻克技术的最大底气。
对学习，李汝鹏一直有执念。工作多年后，在上飞公司的培养下，他终于得偿所愿，获得了去西北工业大学攻读工程博士的机会。谈及攻读博士后最大的转变，李汝鹏这样说：“之前我干创新工作，有时候心里会没有底，会怀疑我们的方案可不可行，有没有考虑周全，但当我学习到更多知识，接触到更多技术的时候，我会感觉自己的底气变强了。这个时候我也会怀疑，但不是怀疑自己，而是怀疑问题本身，越怀疑就越会朝着更细的技术理论方向挖掘。以前停留在‘用’，现在会老想着把背后的理论研究出来。”
在李汝鹏看来，作为工程师，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探究一下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和规律，才能真正掌握技术诀窍和关键技术，才能为后续的广泛创新奠定一个好的基础。就好比做飞机对接，最开始可能只是让飞机符合工程要求对接起来就行了，但对接起来之后，就要去思考界面上的受力是不是会有影响？这个力又是怎么来的？什么方法能消除这个力？通过一连串的探究学习形成一个创新链，系统性地解决问题，而不只是停留在一个点上。
“知识是无穷尽的，在新的技术面前，有很多东西其实我们也是不清楚的，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学全了，所以工程师要不断地跟专业的人学习专业的知识，让自己一直保持在一个学习状态中，活到老学到老。”郝卫昭说道。
谈及这个话题，王平说，“虽说我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有了很多经验，但当我来到技术装备中心之后，我发现如果自己要从集成产线的研发角度思考工作，以前所掌握的那些自动化的专业知识完全不够用，我需要去学习更多的电气、软件、平台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为新一代的产线提供一套比较完整的解决方案。”王平说，最初工作时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工程师，后来在生产现场别人叫他“王师傅”，当生产现场的设备有复杂难解决的问题，别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他，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是一名真正合格的工程师了。
不是不恐惧，而是在恐惧面前依然选择向前
在李汝鹏的观念中，工程师需要勇气，工程师的这种勇气，不是不恐惧、不是不害怕，而是在恐惧面前依然选择向前，排除万难达到自己的目标。创新这件事情是九死一生的，在进行技术攻关时，就算前面做过千百万次的推演验证也很难真正模拟到现场的每一个细节、每一种工况，预知到每一个不可能。所以李汝鹏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生死看淡，不服就干”，在一个方案或者是技术充分论证的情况下，不要再过多地瞻前顾后，不要再考虑失败了怎样，成功了又怎样，干就完事了。
前两年各行各业都在讨论大模型，探索“大模型+”，郝卫昭也在带领团队探索研究是不是能把大模型与工装快速设计相结合。郝卫昭说，“在想未来的应用场景时，其实我们也恐惧，因为在大模型领域我们就是一个‘小白’，我们不懂大模型的背景是什么，它背后的机理是什么，它能不能适用于我们这个三维的可编辑式的模型，即使我们已经跟很多人工智能专家做过研讨，但他们对飞机制造领域又不了解，最终的结果我们心里没有底，但即使前路未卜，我们也一直在跟专家磨合、探索。”
工程师有责任去拥抱新技术，让传统技术与前沿技术相融合，将目前学术界、科技界、工程界最好的技术方案吸收到飞机制造生产线上来，解决生产问题，改善现场的制造模式，达到局部赶超，继而引领一些产线装备技术，这是作为大飞机工程师共同的使命。“其实我们现在提出的工艺上的形性协同，产线上的柔性装配、人机共融和现在最新的技术发展都是分不开的。”李汝鹏说道。
“技术实际上是买不来的，最终还是要靠我们内部，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这是王平最近感触比较深的一点，有这种体会也是由于去年王平团队基于产线装备的长远发展考虑，更换了曾经一点一点亲手调试出来的系统软件。“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的情感挺复杂的，就像是你辛辛苦苦花了很多年时间把这个东西吃透了，但是你又亲手把它给毁了。作为工程师，其实是需要有这种打破一切重头再来的勇气，如果很多都靠买到的东西，不需要去研究，不需要自己去做，那可能我们这些人就不能称为工程师了。”王平说。
以主人翁的精神主动去做、做到最好
在赵立龙看来，大飞机工程师需要有一种主人翁精神，把工作上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被动接收到生产现场消息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已经算是滞后了，大飞机工程师要自己“挖坑”自己跳，主动到生产现场挖掘。“我自己会定期到车间现场沟通，向使用人员问自己设计工装的使用情况，对于大飞机工程师来说，生产现场就是第一战场，所以必须要把生产现场的情况提前掌握在自己手里。”赵立龙说道。
当工程师有一些好的技术时，也要主动向生产现场推荐，通过各种实验、原型向现场表明这个技术可以提高效率，减轻劳动强度，让质量更稳定。现场运用的技术因为要为工程服务，所以技术成熟度要求较高，事实上一些科研院校、实验室的创新项目都达不到这个成熟度。赵立龙认为，“如果我们认为这个实验室推出的东西是可用于生产的、有利于生产的，那么作为大飞机工程师也要用好公司提供的科创基金、批产提速创新基金、群策群力等一系列的平台去积极推动这些创新项目的成果转化，主动去做，做到最好。”
大飞机事业需要众人围绕一个目标共同把事情做好，既分工明确又相互协作。“在团队里面我们要充分信任工程师，这种信任不是说盲目地放手去干，不管不问，而是干事情之前大家要对总体的方案、关键技术路径集体讨论，获得一致同意之后，再各自分工把负责领域的工作解决掉，中间过程出现问题就互相帮助着去解决。”李汝鹏从一名管理者的角度说出自己的看法。
赵立龙介绍，他带领的团队基本上都是互相磨合了十几年的老工程师，在他看来，一个团队如果想要达到一个好的合作效果，首先要尊重每一个团队里的每一位成员，包括他们原来的一些经历、工作知识的储备，甚至是每一个人的个性和处事方式。“只要团队有共同的认识，朝一个目标迈进，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赵立龙笑着说。
